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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年08月24日 20:0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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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姆斯漫画像。丹尼尔·哈尔姆斯(1906-1942)《蓝色笔记本》  俄罗斯作家丹尼尔·哈尔姆斯的作品自从上世纪80年代被翻译成各国语言陆续出版以来,被读者和批评家贴上的标签中最多的就是“荒诞”。哈尔姆斯故弄玄虚的姿态和颠三倒四的文字游戏,让他的读者们投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解谜游戏。或许正因为那些脱离了日常思维模式的场景,使得人们更愿意相信他的作品属于任何时代。  丹尼尔·哈尔姆1906-1942)  原名丹尼尔·伊万诺维奇·尤瓦乔夫,“哈尔姆斯”这个杜撰的姓氏(Хармс)糅合了英语Harms(痛苦)、Charms(魅力)、梵语Dharma(规诫)等诸种含义。他是苏联作家、诗人、剧作家,荒诞派先驱人物,早期活跃于圣彼得堡先锋文艺界,是“真实艺术协会”的中坚力量0世纪20年代末主要从事童话创作。后遭镇压,942年死于狱中。  《蓝色笔记本》   (俄)丹尼尔·哈尔姆斯  译者 张猛  版本 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2月  小说多为结构简单、文字简练的短篇。作者极尽想象,将世态百相隐藏于文中荒诞的表象之下,那些生活中离奇乖戾的情节正是人们最真实的内心反应,是长期压抑之下人们的潜意识的再现。哈尔姆斯精心构思了这些荒诞之作,正是为了让它们来唤醒浑噩的人们,提醒人们警醒自己内心真实的荒凉。  有关恐怖的逻辑  连普通人都战战兢兢  丹尼尔·哈尔姆斯生活的年代无疑是特殊的 他正式的创作年份大约开始于1926年前后,直到1941年二战爆发,这期间整个苏联最举世瞩目的人与事,莫过于斯大林和934年发动的、一直持续到二战前的“大清洗”运动。  这场“大清洗”旨在揪出人民中的“敌人”,受到运动迫害的人来自苏联各个阶层,没有来由的暗杀、逮捕行动造成苏联民众内心持续的震荡,权力机器之于人民,就像哈尔姆斯小说中悬在头顶的石头,谁也不知道哪天出门会被不幸砸中。据哈尔姆斯的妻子马琳娜·杜尔诺娃回忆,哈尔姆斯本人也曾被内务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传唤,“他极度害怕。他想,自己会被逮捕、收监。但很快他回来了,说人家只是问他,他是怎样在儿童剧场表演魔术的。他说自己因为害怕不能够展示,两手不停地发抖。”  这种个人经验自然反映在他创造的人物身上。一些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终日处在战战兢兢的状态中,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攫取,他们神情恍惚,无法正常生活。在小说《梦》中,卡鲁金睡觉时,一连做了好几个梦,在这些梦中,一个警察时而从他身边的灌木丛旁走过,时而坐在灌木上。多次入睡未果,卡鲁金在床上大喊大叫,翻来覆去,但他已经不能醒过来了。最后,他由于“一无是处”,“被人对折两半,像垃圾一样扔了出去”。这样无辜遭到迫害的人随处可见,譬如那个追帽子的长胡子老头被“警察和一位穿灰色套装的公民”抓住,不知送到了什么地方(《帽子》);教授的妻子因为在房间哭自己的丈夫而被送到精神病医院(《教授妻子的命运》)等。而哈尔姆斯写937年的一首诗歌《有一个人离开了家》,更像是一首沉痛的政治哀歌 那个具有坚强意志力的流浪者,长途跋涉、忍饥挨饿,却最终在走进森林后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总是显得怪异、荒诞、不合情理。俄罗斯学者格利勃·舒里比亚科夫认为,在哈尔姆斯情节万花筒的背后隐含着一种“铁的逻辑”,那就是“有关恐怖的逻辑”,“恐怖是那个时代背后一切情节的推动力”。彼得·列昂尼多维奇能够容忍自己的妻子与其他人通奸,仅仅因为妻子手里握着一个公章(《意外的酒宴》);被砖头砸中脑壳的先生镇定自若,告诉围观的人们 “不要紧张,先生们,我已经注射过疫苗。你们看没看到我右眼里突出的石块?这也是某天的遭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我已经无所谓了!”(《砖头》)。  福柯谈到的“权力呈毛细血管分布”在哈尔姆斯作品中,甚至体现到房屋管理员身上,因为唯有他可以在小女孩的额头上盖上戳,明她是否死亡(《父亲和女儿》)。这种“恐怖”的逻辑对苏联公民施加的影响是不动声色的,尽管今日的读者读到这些情节会觉得匪夷所思,然而小说中的其他人,那些观望的“人群”却默认这一切是合情合理的,在那样“铁腕统治”的时代背景里,接受一切强权和暴力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一种冷漠的写照  暴力成为家常便饭  对权力机器的畏惧使人民谨言慎行,而频繁出现的暴力事件又让他们对别人的得失表现出异常冷漠的态度,仿佛他们对死亡已经司空见惯。哈尔姆斯不仅描写“突然而至的死亡”,还着力表现人们对“死”的围观,他们把这当做一种茶余饭后的节目,当做无聊生活的慰藉。  一个老太婆从楼上坠落下来,摔伤了;第二个老太婆为了看她,也掉了下来;第三个老太婆又好奇地探出头去……(《坠落的老太婆们》)有两个人从五层大楼上摔了下来,依达·马尔科夫娜从窗户上看到了他们坠落,从身上扯下衬衫擦拭玻璃,以便于让自己看得更清楚,而另一个依达·马尔科夫娜取来钳子拔掉了窗户上的钉子,朝下张望。“街上已经聚集了不多的几个人。警笛声响起,一个矮个子警察不慌不忙地来到计算好的地点。”(《坠萀)还有一篇《我们这条河的岸边聚集了很多人……》,文字十分简洁凝练,没有任何外貌和神态描写,却让我们对当时的场景感同身受,触目惊心   我们这条河的岸边聚集了很多人。团长谢普诺夫在河里溺水了。他呛了水,肚皮不时浮出水面,叫了一声,又沉入了水里。他的胳膊胡乱拍打着,又叫了起来,希望有人救他。  一群人站在岸上,忧郁地看着。  “这人溺水了。”库兹马说。  “显然是溺水了。”戴着便帽的另一个人确认道。  确实,团长溺水了。  人群渐渐散开了。  这种面无表情的群像正是那个时代普通民众的写照。他们早已经见惯了这样的死亡,没有人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死亡机制”早已使他们的情感固化。教科书和政治宣传把他们锻造为国家的“钢铁战士”,他们作为苏联集体主义思想教育的“产品”极具爱国主义和集体荣誉感,但作为单个的人,他们对身边的同类产生不了悲悯情怀,甚至他们对于自己也是麻木的,不允许自己夹杂过分的“私心”。就像教授的妻子,当她被人无端送入精神病院之后,她顺从了这样的命运,并终于被改造成精神病人,“手里握了个渔竿,在地上钓看不见的鱼。  内心的恐怖压抑太久,只会以更加暴戾的形式呈现出来。哈尔姆斯对于“斗殴”这件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喜欢描写人与人暴力冲突的场面。除了《“喝醋吧,先生们。”舒耶夫说……》、《格里高利耶夫(打了谢苗诺夫一个耳光)》、《马什金打了科什金》、《猎人们》等几篇“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被动接受的暴力模式,也有些篇目着力表现斗殴双方互相攻击、不分胜负的局面 “辛卡打了费济卡一个耳光,然后藏到了五斗橱下。费济卡抄起一个火钩子,把辛卡从五斗橱底下捅了出来,拧掉了他的右耳朵。辛卡从费济卡手里脱了身,手里攥着拧掉的耳朵,朝邻居家跑去……”(《卑鄙的人》)  哈尔姆斯很少写到斗殴的原因,他也不会花费笔墨写他们的神态、打斗时使用的语言,我们能看到的就是“战况”和双方的“战果”。失去五官和话语言说能力的两个人肩接踵,选择对方的身体作为发泄的靶子,这既是个人表达情绪的路径,也是对国家管理策略的模仿,“复仇”或者“伸张正义”的必要性已经不复存在,“暴动”本身带有明显的机械性质。例如这一篇《私刑》   比特洛夫坐在马上,向人群发表讲话说,在这块如今是大众花园的地方,将会建一栋美国的天大楼。人们听他讲着,看得出,他们对此很赞同。比特洛夫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点东西。这时人群里有一个中等个头的人跳出来问比特洛夫,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了什么。比特洛夫回答,这只和他自己有关。中等个头的人不依不饶。你一句我一句,两个人就吵了起来。人群都同意中等个头人的观点,比特洛夫为了保命,催马飞奔,在转弯处不见了。人们十分激动,由于缺乏其他的牺牲品,他们抓住了中等个头的人,把他的头拔掉了。拔掉的头颅在马路上滚动着,卡在了下水道的盖子里。人群发泄了自己的,散开了。  在这里,暴动群众的行动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逻辑判断的能力。一开始他们被比特洛夫的言论所吸引,后来持相反态度的中等个头却又左右了他们。但无论如何,这些“观点”并没有与他们的生活发生任何实质性关联,他们只是被一种慷慨激昂的情绪所左右,渴望借用一种“暴力”表达自己的。乌合之众的群体性行动总是带着些许悲观的调子,因为他们常常处于理性的,仅仅受制于一种狂热。正如斯大林发表重大讲话时,台下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苏联公民们不知道自己欢呼的到底是什么;当长年累月受到恐怖压制的人们将这些情绪以暴力的形式发泄出来时,他们也不知道应该反对谁,暴动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张猛(译者)

刘浦 961年015日),辽金史名家,点校本《辽史》的主持修订者。《辽史》藏书票  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塑造的“契丹武士”形象深入人心,但看过小说和影视剧后,很少有人会想起在公共视野之外默默钻研契丹小字的“辽史”学者。  近日,北京大学刘浦江教授主持修订的点校本《辽史》出版,将“辽史”这一偏居冷门的学科推向公众视线。邓小南教授评价说 “(刘浦江)把一门原本寂寞的学问做得有声有色。《辽史》的修订体现着他的历史责任感。”这份历史责任感让“二十四史中编得最糟的一本”面目一新。  而在《辽史》修订本出版座谈会上, 德金教授仍不忘谈起辽史研究的“冷清寂寞”,只不过他认为情况在变化,“甚至可以说当今的辽史研究正在走出‘冷清寂寞’。保守一点说,也是即将走出‘冷清寂寞’。”  《辽史》修订尘埃落定,参与修订和评审的学者也各自回到自己的工作之中。一时火热的讨论终要结束,被北大历史系主任张帆视为辽史研究领域“最为杰出”的刘浦江也已不在。新书出版带来的热度终会消退,辽史如何才能继续走出“冷清寂寞”的状态?问题的,或许正藏在本次《辽史》修订最具特点的实践和理念之中。  辽史之寂寞  黄河以南无人治辽史?  陈晓伟的老家,是“大辽”曾经的定都所在地赤峰。他从小听当地人聊辽史、辽文化和古老神秘的契丹传说,在这种源于家乡的兴趣驱动下,他拜师刘浦江,选择辽史专业,并得以参加《辽史》修订。据他观察,辽史研究的分布具有鲜明的地缘性特征 大多研究者分布在东北和内蒙古,跨过黄河,很少有人治辽史。  在东北,辽史研究主要以吉林大学为主,几位50多岁的老师带出一批学生,形成一个相对庞大的团队。此外,辽宁省物馆,辽宁师范大学,加上北京的社科院历史所和民族所,构成了辽史研究的核心力量。其他学者相对分散。这种规模在人文学科里并不大,且地域局限在北方,确容易给人留下“寂寞”之感。  地域分布不均并非仅限于辽史。杭州的南 史,开封和洛阳的北 史,以及宁夏的西夏史,都是比较集中和领先的学科。陈晓伟分析说 “这主要是现实因素造成的,因为有塑造‘地方品牌’的价值,更容易获得地方的持。这种地域性对学术是有促进作用的。”  因此,辽史的寂寞并不在南方的缺席,而是另有原因。   德金将此原因归结于在近三四十年数量庞大、面向丰富的辽史研究成果中“重大的突破和建树不是很多”,具体表现是“没有出现被同行公认的比如像辽史三家、四家那样的名家。”  究其原因,负责本次《元史》修订的张帆的分析或可借用 “虽然当下的历史学术条件较好、资料易得,但研究压力大、又总是限时完成,所以维持高标准很难,出现粗制滥造、质量不高的成品,是人力和物力的极大浪费。在当前学术机制下,研究的短期效应可能不错,但要做到日积月累、沉潜下来,却不太容易。”  相比之下,刘浦江在《辽史》修订及生前学术中表现出的对学术标准的高要求,就显得“十分必要”。邓小南曾用“理想主义”形容刘浦江,张帆认为这种“理想主义”的本质,正是对学术高标准的要求和实践。正因如此,刘浦江不愧为辽史研究界“比较少见的,可以说是最杰出的学者。”换句话说,他曾是最接近成为“名家”而解脱辽史于“寂寞”之人。  学术传承  立人而凡事举  张帆说 “如果刘浦江不去世,会做出很多重要成果。他对汉文和契丹文材料非常熟悉,有宏大的眼光和贯通的视野。他去世后,研究中断了,但他留下的研究角度和思路还在由他的学生继续。”  刘浦江临终前将自己未毕业的两位士生托付给张帆,已为他们打算好研究的路向,希望他们在这位元史专家的指导下打通辽金元三代。而《辽史》的修订工程更是从初始便成为他用以传薪的课堂 六年多的时间里,刘浦江的《辽史》修订读书课成为北大历史系周末的一道不动景观。  陈晓伟回忆说 “刘老师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和爱好,在完成基本学术训练、打下扎实的文献基本功的同时,也通过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培养我们的问题意识,引导我们找到学术的方向。”他还坦言,当时参与修订讨论时,最大的压力不是来自外界学者的质疑,而是刘老师的严厉。  王曾瑜做过一个估算 “《辽史》本16卷,我对了一下,原来点校0万字,现7万字。不是仅仅多7万字,大家都清楚,这里花的工夫和力气简直很难统计。”  7万字,花了刘浦江2名学生近7年的时间。这种对学术锱铢必较的“理想主义”通过《辽史》的修订传递给学生。社科院的陈智超直言 “他的两位弟子在我们研究所,从他们身上我看到老师对他们良好的影响。”  刘浦江选择以学生为主力、边教学讨论边修订,借修订《辽史》的良机提携后辈,却并未影响修订质量。在张帆看来,“虽说是团体,其实是个人化的。主导是刘老师,关键问题一个人顶。这是效率最高的一种形式。”他坦承 “《元史》的修订是好几个学者一起来做。没有太多启动学生的力量,《元史》部头更大,如果像刘浦江一样细致,可能20年都做不完。”  刘浦江逝世后,指定邱靖嘉、康鹏、陈晓伟、苗润四位学生整理定稿,其结果在张帆看来“效果也不错”。而刘凤翥也认为,“这种工作方式比当年冯家昇先生和陈述先生凭一己之力点校《辽史》好。”而修订过程中培养起来的青年学者,也不负众望地交出了答卷。  老一辈学者对于学术传承有自觉的安排,不会让学问断了烟火。刘凤翥表示 “我虽健在,也做了‘不测’的安排。”刘浦江的学生陈晓伟正是作为他的“接班人”被录入社科院民族所,他与康鹏、邱靖嘉等同学晚辈都已“有了给我挑错的本事。”  刘凤翥、张帆、 德金等教授不约而同地表示,年轻一代学者接受过较系统的学院训练,语言文字能力强、数字化资源丰富、学术交流和发表机会多,所处学术环境相比以前更奀因此,辽史学界并不缺乏人才的储备,青年学者如能守住刘浦江等前人的“理想主义”,后来居上也是自然可期的未来。  学科突破  契丹文字还有80%左右没有解读出来  要走出“冷清寂寞”,除指望“人丁兴旺”,更依赖学科本身的发展空间和活力。修订本《辽史》出版后,专家学者纷纷给出“登顶”式评语。如 德金评价说 “点校本《辽史》修订本代表了当前《辽史》整理和研究的最高水平。”王曾瑜认为“再要提高一层楼,很难很难。”刘凤翥则表示,“修订本《辽史》出版后还能提高,但不会提高很多。因为应该校勘的地方差不多已经穷尽了。”  这是否意味着,“辽史”研究在达到高峰后遇到瓶颈,今后的工作会停留在边角料的修补之上?张帆澄清了其中的误会 “《辽史》一书不代表‘辽史’。在文献整理方面,短期突破的可能性很小,但辽史研究,依然有很多问题可做。”  陈晓伟则表示,即使限于《辽史》一书的范围,因其本身编纂不完美,也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这尤其依赖契丹文字的发现和解读。“将来随着契丹文的出土,辽史的可能性不可预测。到时候,就不是小修小补了。”  吸收契丹文字的研究成果治辽史,是刘浦江主持《辽史》修订中最前沿的突破。陈晓伟说,很多之前难解的问题,拿到契丹文字材料后迎刃而解。在世纪之交,契丹文字出土石刻非常多,解读进展快,也极大地推动了辽史的研究。  刘浦江作为把契丹文字研究成果运用到辽史研究中的“海内第一人”,让刘凤翥颇为赞许。他认为,“契丹文字对于治辽史是一种必备的知识储备。正如同治欧美史者不懂英文一样,治辽史如果不掌握契丹文字的最新解读成果,绝对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之憾。更说不上处于学术前沿。”  陈晓伟对契丹文字同样看重,并产生了进一步的思考 “刘凤翥老师他们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契丹文研究,接下来就需要一种方法和系统,希望让已死的契丹文字活过来,像西夏文一样编成字典,变成活的文字。契丹文字还0%左右没有解读出来,如果找到方法解读,对于辽史研究而言将会出现一个相当大的发展空间。”  契丹文对于辽史研究的重要性对断代史研究而言是特例。张帆说 “这是因为辽史本身汉语资料太少,契丹文能弥补汉文缺少的细节。而对元史而言,蒙文材料反而少,除汉文外,主要需要的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  以辽史为代表的冷门人文学科,也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无法获得来自大多数人的关注和理解,而长期处于“冷清”的边缘地带。但只要学者代际不断裂、学术“理想主义”不被遗忘,又不缺乏坚实丰富的文献史料基础,历史学者依然有望在“坐穿冷板凳”的同时,通过水平的提高和新知的发现,开辟出一条走出“寂寞”之路。  本版采写/ 修佳 {ProofReader}


文章编辑: 美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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